佘铭鹏研究员1949年6月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50年1月在华西大学医学院任内科医师；1950年9月至1951年7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进修；1951年7月至今先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北京协和医院基础医学院病理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病理学系助教、讲师、副研究员、研究员、副主任和主任；1981年1月至1985年1月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2月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佘铭鹏研究员曾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主任，卫生部科学委员会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国际病理学会理事、中国区分会主席 ，《中华医学杂志》副总编 ，《中华病理学杂志》总编、名誉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德国病理学杂志》，《日本素志兰杂志》，《中国医学科学杂志英文版》杂志编委等职。

　　佘铭鹏研究员是我国病理学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和防治。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首先在恒河猴实验中发现脂质和单核细胞浸润与粥样斑块形成密切相关；通过灵长类动物树鼩证明了高密度脂蛋白及载脂蛋白AI抑制脂质沉积和粥样斑块形成；最先建立了人apoAI转基因小鼠模型，并提出了血清apoAI和HDL水平是目前预测高脂血症和冠心病转归的最可靠指标。对慢性支气管炎和肺心病的发病机制、“非典”肺炎病理研究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佘铭鹏研究员生前共发表论文160余篇。先后接受邀请，在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 (AFIP)，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_school of medicine)及日本大阪等研究所作学术报告进行交流。在“七五”、“八五”攻关，“863”计划及攀登计划中均担任主要负责人。1986年和1996年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5年和1990年两次荣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0年荣获国家科委七五重大成果奖；1997年荣获光华科技二等奖；1990年荣获北京市“健康卫士杯”先进个人奖；1996年荣获中国科协先进工作者奖；1997年荣获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多次荣获院校和所院两级的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佘铭鹏研究员以极大的热情在坚持科研、教学一线，临终前还在指导学生阅片，将毕生奉献给了病理事业。

　　绒毛膜上皮癌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1954年，佘铭鹏和中央人民医院(现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协作，应用外检和尸检标本，分析绒毛膜上皮癌和恶性葡萄胎的病理形态，鉴别诊断以及随诊预后。发现肿瘤组织内绒毛滋养层细胞分化的高低及坏死组织的出现，作为衡量良恶性诊断的指标虽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病人随诊的结果显示，如果能在切片的瘤组织中找到绒毛结构(包括保存一定结构的退化绒毛)，病人的预后将远较没找到绒毛结构的病例为好，并认为这一现象，可作为恶性葡萄胎(有绒毛结构)和绒毛膜上皮癌的鉴别指标，简便易行。

　　1959年胡正详和杨简教授把这一发现收入到他们二人所撰写的"建国十年来我国病理学的进展"一文中(中华病理学杂志1959)，并建议佘铭鹏扩大观察病例人数和继续随诊。佘铭鹏继续和协和医院妇产科唐敏一教授协作，共分析了恶性绒毛膜肿瘤219例(其中恶葡84例，绒癌135例)，进一步验证了瘤组织中绒毛结构的存在与否和预后的密切关系，同时还研究了绒癌的一些发展规律和转移途径。这项研究结果，被遴选参加1967年在东京召开的第6届世界肿瘤大会，由于文化革命，未能前往，论文于1967年发表于China's Medicine(即Chin Med J)。

　　在20世纪60年代，佘铭鹏教授和他所在的研究小组先后开展了对子宫颈癌发病机制的研究。通过分析对宫颈癌病人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1960~1961年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产科协作，在分析10例正常妇女整个月经周期每天全部尿内排出的雌二醇、雌三醇、雌酮和孕酮的量和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和宫颈癌病人的检查结果对比，提出宫颈癌的发生和体内雌激素增高关系密切。

　　佘铭鹏的知识面比较广，由他组织和进行的研究，多以临床发现的病理改变为基础，应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免疫学等方面技术，探讨与疾病发病机制等方面有关的课题。除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和以上涉及的项目外，1985~1990年，他代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牵头，和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所、北京卫生部药品和生物制品检定所合作，自国家科委医学生物中心争取到一项"乙型传染型肝炎疫苗的研制和中期放大制备"的协作项目，并担任组长。经过多方面的考察研究，选用了由卫生部药品和生物制品检定所研制和培养，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单位和国内外多家机构分析鉴定认可的配对细胞株，经过国家批准，试制疫苗。在完成中期放大和通过了由国家科委组织的专家组鉴定后，圆满地结束了该项国家非常重要的项目。

　　2003年他参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863"项目:"'非典'(SARS)恒河猴模型的建立及SARS病毒感染后期合并症的发病机理"及"人SARS病毒灭活疫苗制备的病理鉴定"课题组的协作，为成功建立SARS恒河猴模型，支持SARS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发扬学术民主，学风正派，对工作质量的要求极为严格。他关心中国病理学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末，在胡正详、白希清、杨简、吴在东、刘永等老一辈病理专家领导下，长期参与和协助处理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和中华病理学杂志的有关事务。在70年代中，他和刘如松、蔡振国教授，为筹备文化革命后中华病理学杂志的复刊，做出出色成绩。1985~2000年在他担任中华病理学会主任委员和两任中华病理学杂志总编期间，重视学术和教学经验交流，并通过省、市不同规模的经验交流会，大力号召提高病理制片的技术质量。1986年他和吴秉铨教授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病理学大会，成功地争取到中华病理学会作为成员之一，加入国际病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athology，IAP)。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国际病理学工作者间的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佘铭鹏一直认为，病理形态学对临床诊断、科研和医学教学都非常重要。尤其对确定病变组织或细胞发生病理变化的位置和其良恶性性质（定位和定性），有其独特的优点。但病理学必须吸取其他学科，例如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生物物理学等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丰富本学科的内容，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佘铭鹏教授很欣赏的一句格言是"人不患无才，识进则才进，不患无量，见大则量大，皆得之于学也"。他认为，这里指的"学"是广义的，不仅指书本知识，也包括实验室，现场和社会；既包括专业知识，也要包括人文科学和政治，最重要的是要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