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 – 1930年  上海育才公学毕业；

　　1933 年 – 1938年  上海医学院毕业，医学士；

　　1947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外科病理和肿瘤病理学；

　　1949年 在上海市立镭锭医院（现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创建国内最早的病理科之一。

　　1957年起负责举办全国肿瘤病理学和细胞学进修班。

　　1958年在上海首次开展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研究工作，建立我国第一个肿瘤防治研究所—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1972年参加制定了我国病理分类命名标准。

　　1977年提出了我国肿瘤的病理分类和分型标准。

　　1978年提出中国的恶性淋巴瘤命名分类意见。在肿瘤医院建立病理研究室。

　　作为首批国家研究生培养基地奠基人之一，相继培养了十多位研究生，包括：沈铭昌、陆孝禹、张霨泽、施达仁、朱雄增、刘亦法、严才楼、刘胜国、娄有蓉、陆其龙、陈丽荣、王志华、金妮等。

　　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病理解剖教研室主任、肿瘤学教研室副主任，肿瘤医院副院长、病理科主任、病理研究室主任，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副所长等职。担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肿瘤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肿瘤学会常务委员、上海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上海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肿瘤》杂志主编，《中华病理学杂志》副主编。上海市第四、五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科研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

　　病理学，早在解放前的医学院就有此门学科。顾绥岳教授带教的首位研究生，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沈铭昌教授回忆，当初病理学只是停留在尸体病理层面。许多研究结果对于医学事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但对死者本人而言，却没有丝毫意义。课本上的病理知识，主要总结了对尸体病理解剖后的结论，对现实临床工作的指导意义不大。

　　当时，在中国鲜有病理科，更别说开展术中冰冻病理了。许多外科医师都是在手术中，将切下的病灶标本，依据自己的经验，仅凭肉眼观察，以肿块是否硬化，或者有无边界等基本原理，判断病灶的性质，继而对下一步手术方案进行选择………

　　面对现实的窘境，看着苏联同行病理诊断的领先水平，顾绥岳教授忧心忡忡。面对老一辈病理人坚持“尸体病理是首要地位”的论断时，他提出病理事业要发展，必须要以活体为研究对象的病理诊断才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面对未知的病理诊断世界，面对他人质疑的眼神，顾绥岳教授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他决定在前辈们的基础上，自己走出一条病理诊断新路子。

　　1949年，他在中比镭锭治疗院（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病理科之一，从事病理诊断，将病理诊断与临床工作串起一根紧密联系的纽带，实现病理从“模拟量”到“数字化”的重要变革。

　　解放初期，病理科在全国医疗卫生系统中还是一个相对年幼的科室。在上海，也仅有2~3家病理科。全国从事肿瘤病理诊断的专家也仅十余人。

　　稀缺的医疗资源，导致小小的镭锭治疗院病理科，始终门庭若市。深夜十点，路过医院五层红楼前面，你总能发现一楼病理科办公室的灯全部亮着，病理医师端坐在显微镜前，甚至工作到子夜时分……

　　面对高负荷的工作量，顾绥岳教授指出，病理医师必须持有“看切片犹如看病人一样”认真、负责、严谨的态度，才能做出最为精确的诊断结果。尽管病理医师不像临床医生拥有和患者面对面进行“望、闻、问、切”的机会，但病理医师同样需要在每个显微镜下不足米粒大小的区域，在红与蓝相间的图像中，做出经的起时间考验，对患者百分之百负责的一份病理报告。

　　要对每份报告做出最为精准的报告，就需要“听百家之言，做权威论断”。一份小小的玻璃片上承载在病理组织的所有重要信息。分毫之差却可能造成诊断结果的南辕北辙。当时，每逢会诊日，顾绥岳教授、王懿龄教授和涂莲英教授围坐在多头显微镜前面，外面被里外三圈的科室年轻人团团围住。“让年轻人多看会诊片子，多发表观点，这本身也是对他们业务工作的一种积累。”顾绥岳教授时常对手下的科室骨干说。

　　在会诊读片时，顾绥岳教授时而低头注视显微镜，时而与旁边的同事激烈讨论，时而转过身来希望听听青年医师的见解。他常说：“见解没有对错，只有在讨论中才能让不同的观点加以碰撞，才能有助于我们做出更为精确的诊断。”在这个平台上，没有资历的深浅，没有地位的高低，每位医师可以各抒己见，小小的病理科中时常会蔓延着浓厚的“硝烟”气味，身在其中的顾绥岳教授则是脸带微笑，眯起双眼，仔细聆听，精心点评……

　　待诊断环节结束，他常常告诫大家这不是病理诊断的收尾工作，一份完整精确的病理诊断不仅需要精确诊断，而且报告书写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病理报告书写环节，顾绥岳教授要求极其苛刻。对于行根治术的标本，他要求写明肿瘤名称、性质，恶性程度，浸润广度、深度，切除肿块与周围组织关系，各组淋巴结数，并说明有无转移，用充足的证据，以供临床医师准确的估计预后和制定下一步治疗方案。如果病理医师有主观意见，可用“括号”表示。备注栏里则需写明存在的问题或需完善的地方，供临床医师参考。

　　70年代，上海作为全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排头兵”，病理诊断的发展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上海共有10个郊县，仅有松江区设有一个病理科。县、乡一级的医院根本没有充足的人才储备和设备仪器。顾绥岳教授当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在科室多次举行讨论会，以求解决问题。最后，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曾试行派出两位技术员和两位医师下沉郊县，从巨检、制片、诊断到最后的出报告，施行现场办公。

　　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两位技术员扛着每台重达20斤的切片机和显微镜，和同行的两位医师一起，驱车四十公里路，踩着泥泞的小路，前往郊县医院，现场进行病理诊断。没有财政补贴，更没有额外的加班费，一批批科室里的中青年挑起了此项重任。原本需要半个月的病理报告，经现场办公，只需要1天~2天，加快了患者治疗的步伐。

　　看着患者们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顾绥岳教授并没有为之高兴太久，相反他认为“下乡诊断”的模式未必是长久之计。只有郊县医院拥有自己的病理诊断专业人员，才是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这种想法得到了当时科里成员的赞同。“授之鱼还要授之渔”的计划由此实施。1972年，顾绥岳教授首次将郊区病理学习班放在青浦区，顾绥岳教授亲自编写授课讲义，从制片到看片，一步一步耐心细致地讲授病理诊断原理和实践工作要求。6个月后，第一批学员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既承担技术员的工作，又开展病理阅片工作。1973年，第二届学习班又开班了，事隔一年之后，首批学习班学员又重新回炉，学习冰冻切片及病理诊断的知识和技能。

　　自此之后，各郊县的病理科逐渐筹建起来，开展的项目也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学成之后，进修医师满载而归，他们相继在自己的医院开设了病理科，自己从事病理诊断。春去春来，新一批的进修医师又来学习……

　　后来，为了更好地普及病理学诊断知识，规范病理诊断的标准，顾绥岳每年举办全国范围的进修班，先后培养肿瘤病理学医师近1300余名。他的学生足迹遍及整个中国，他的治学精神和诊断方法也在学生们的传承和丰富之后，迎来了病理事业发展的春天。

　　源源不断病理人才的出现，是中国病理事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顾绥岳常常说：“后继有人，才能不断开拓。”沈铭昌教授回忆起1977年的那一次“曲线招生”也是记忆忧心。

　　1977年，“文革”结束，教育部重新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顾绥岳闻讯此消息颇为兴奋，历经10年浩劫，病理人才有了严重的断层，此举将会为病理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不幸的是，肿瘤医院那时隶属于上海市卫生局管辖，不是科研院所，依照当时国家教育部的规定没有招生研究生的资格。

　　顾绥岳得到此消息后，心情极其沉重，虽然他嘴上不说，但从他的神态中大家读到了一丝“焦虑和遗憾”。沈铭昌教授表示，当时顾绥岳并没有放弃，他多次冒着酷暑，踏着自行车，奔走于教育系统的职能部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无果而终。

　　正在顾绥岳教授“山穷水尽之时”，一次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肝癌防治会议使这件事情出现了峰回路转之势。顾绥岳教授与会期间，见到了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并和其交流了目前病理研究生招生遇到的“瓶颈”。开会归来后不久，顾绥岳教授接到上级批示，同意他以上海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的名义招收收研究生，终于这个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朱雄增、施达仁等5位学生也因此成为了顾绥岳教授“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

　　研究生培养期间，顾绥岳教授为每位学生制定了个性化的研究方向，鉴于自己繁忙的学术活动和事务性工作，他在科里为每位研究生配备了一位“执行导师”，负责管理、督促研究生日常的学习和科研工作。每过一段时间，他要求研究生向其汇报科研进展情况。对于顾绥岳，作为“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朱雄增教授表示，顾教授不苟言笑，但在“严父”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慈母的心。他对自己的学生，抱着一种“学术要苛求，生活要关怀”的原则。

　　2012年10月，即将迎来顾绥岳教授诞辰100周年。他，是一位平凡的病理人，却用自己满腔的热血奉献给中国外科病理诊断学事业；他，没有显赫的光环，却像蜡烛一样燃尽自己，培育了一批批病理事业发展的接班人，用自己的光和热，照亮了他们不断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