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

　　1945~1950年任同济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助教、讲师；

　　1950年~1978年，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中南同济医学院、武汉医学院、同济医科大学)讲师、副教授；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后任病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间曾兼任原武汉医学院副教务长、副院长，原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学院对外联系校（院）方代表；

　　1986年，荣获联邦德国政府授予的德国大十字勋章；

　　1988年，当选德国科学院院士；

　　2002年，获得了联邦德国总统首次授予的星级大十字勋章；

　　2007年11月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同济医院逝世，享年88岁。

　　2010年6月12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德交流的友好使者--病理学家武忠弼》画传举行首发仪式。

　　历任武汉医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理事，中德医学协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电镜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先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及病理学会常务委员，湖北省电镜学会理事长、病理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规划教材《病理学》主编，《中华病理学杂志》、《同济医科大学学报》、《德国医学杂志》副总编辑，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政府顾问、黄石市人民政府外事顾问、十堰市人民政府顾问等职。

　　他一生从事病理学研究，曾获全国科学大会甲等奖、湖北科技大会甲等奖并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国家教委及卫生部科技进步二、三等奖。他主编主译及合编专著2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180余篇，医学科普文章数十篇。

　　武忠弼教授不仅在病理学上造诣精深，而且在中德友谊上作出了卓越贡献。武忠弼曾当选为德国科学院院士、德国东亚科学论坛理事，荣获德国海德堡大学荣誉奖章，获得海德堡大学及乌尔姆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主编有《中华外科病理学》巨著（上、中、下三册，600万字），著有《超微病理学基础》《超微病理诊断学》《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研究》等，主持翻译了《里德病理学》。曾获全国科学大会甲等奖，湖北省科技大会甲等奖并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主编的卫生部规划教材《病理学》(第二、三、四版)获原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原国家教委、卫生部科技进步二、三等奖。他先后主编主译及合编专著2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180余篇，撰写医学科普文章数十篇。

　　在忘我的忙碌中，武忠弼教授忽略了自己的健康，他终其一生捕捉的可恶的癌细胞侵入到了他的肌体。同事们不忍见他日渐消瘦，提醒他看病时，他总笑着说：“没事没事，我身体棒得很”。

　　2007年3月6日，武忠弼教授住进了医院。次日，武老数十年的挚友裘法祖院士主持了有20多位医生参加的大会诊。第二天，武老就接受了手术。在场的人都记得手术后的情景:当时，武老还处于麻醉后的昏睡中。突然，老人连声说：“我的鼠标呢？鼠标哪去了？”同时，老人的手指也如打字般地颤动着。这种状况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天多。潜意识中，武老这一天都在电脑前工作。或许在他生命中的所有记忆里，只有工作永远是难舍的、清晰的。

　　此后的半年，武忠弼教授拖着羸弱的病体，仍倔强地要求家人用轮椅推他到办公室，来来往往十多次。他知道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直到去世前，他主编的品牌系列丛书——《中华外科病理学》依然尚未完成。所幸的是，由他主译的200余万字的《里德病理学》在他病后得以出版。

　　与武忠弼教授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老人开朗达观、幽默风趣。即便在病重期间，他还不忘跟为他诊疗的医生护士开开玩笑，在某些时候甚至还会像个孩子一样对家人扮鬼脸。然而，残酷的病魔并没有放过这位乐观的老人。参加完同济医学院百年院庆大典后，他的病情日益严重，时常陷入昏迷状态。

　　就在去世的前两天，在半清醒半昏睡状态中，他为他的学生们上完了最后一堂课。那天，武老醒来就嗫嚅着说：“同学们，来来来，我们上课了。今天我要讲六点，第一……第二……第六……同学们，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了，鼓掌。”一辈子从教，这是武忠弼教授第一次要求学生为自己鼓掌。生命最后的掌声响起，到底是为他精彩的授课，还是为他执着的人生?

　　一位听过武老讲课的学生说：“武教授特别亲切，跟他说话像跟自己的爷爷聊天一样。他不讲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都是相当温和的，他会认真地聆听和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武老的言传身教，对后辈学子影响深远。

　　武老博闻强记，有着极强的语言天赋和丰实的人文底蕴。2007年11月8日，武老与世长辞。在诸多送别挽联中，有这样两句令人印象深刻：“一口心忠，忠党忠国忠民忠教忠同济忠中德友谊；双弓百弼，弼前弼后弼上弼下弼时事弼过往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