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有一大批1977年恢复高考后培养出来的病理医生，他们都已成为我国病理学界的栋梁，许多人担任着各大病理中心的主任和学术带头人，步宏就是其中一位。七七级的步宏，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工作。“文革结束后各大科室都很需要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大学阶段我学病理时就很喜欢这个能讲清医学道理的课，有搞病理的机会，我当然很乐意。那时各大科室没有收入上的差距，病理的学术性很强，想干的人很多。临床病例讨论（CPC）时病理医生具有权威，很牛。今天，病理科还是学术性很强的科室，是医学之本。如果再让我选择，病理科对我仍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步宏说。

　　30多年前，病理科做组织切片是用钢刀切片，不像现在使用一次性的刀片这么方便。在华西当病理医生先要到技术室轮转，熟悉病理切片制作的全过程。“我工作的前三个月是在技术室，最早的工作就是磨刀，老技师告诉我，要把刀磨到拿一根头发一吹就可以切断的程度，刀就磨好了。坐下来一磨就是半天，可是怎么也不能把头发吹断，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切片的钢刀是很宝贵的，不可能拿一把新刀或者还可以用的刀让我练手，让我磨的都是报废的刀我不可能把它磨锋利，磨了一个月，老是看我的耐心练出来了，动作也规范了，给我换了一把刀，我才吹断了头发。”步宏说：“两年后我们科的一位老技师研发出国内一台自动磨刀机，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技术革命解放了我们这些生产力。喜欢创新的我还自己摸索过自制刀片夹，用刮胡子的刀片来切组织切片，这个工作还在《华西医科大学学报》上发表了。”

　　“看看现在，简直天壤之别。我既感慨科学技术的进步，更理解标准化、自动化的必要性。我也从内心佩服中国老一代的病理学家，他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的临床病理学科，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步宏说。

　　随着临床各学科的发展和当代疾病诊治的需求，要求病理科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分子病理诊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病理学科的重要性在今天比以往更体验了“病理乃医学之本”的地位，分子病理学已占据了临床肿瘤学的最高端和前沿，病理医生有了更重大的责任和更多的任务。“我们的第二春到来了”，步宏说：“而这都要求我们要在切片和形态之外下更大的功夫，开拓更广阔的疆土。”

　　步宏认为，我国目前的病理科总的状况是，高质量中心医院的病理科医生工作量巨大，每天过于繁忙，而基层医院的病理科人少、条件差，每年诊断的病例数也非常少，病理诊断经验不足，每年接触1000~2000个病例，学的没有忘的多，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病例，做出正确诊断的几率小，更谈不上有质量的专科病理诊断。工作量不够，收入就很低，没有人愿意学、愿意干，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这和现行的机制体制有关。国家医院评级要求二级医院必须建有病理科，一个县域内通常有三家医院，即人民医院、中医院和妇幼保健院，每个医院都想成为二级医院，就都要成立病理科，这样的病理科只有一两个人，有的连制片的技术人员和诊断医生都由同一个人担任。每年仅1000多例的诊断，不可能达到合理病理科的标准？“应该由国家扶持在每个县域内建设一个合格的病理科，这样才能让二级医院的病理科进入良性循环。国家的规定应该是二级医院都必须开展病理检查，而不是要建一个滥竽充数的病理科。”步宏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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