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主任对我说：病理科的工作是要谨慎又谨慎，发报告时要慎重又慎重。要紧密联系临床，因为病理学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协助临床医生对疾病作出诊断。

近日，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ohamad Hamieh和Michel Sadelain博士等通力合作，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的研究，为肿瘤细胞逃避免疫治疗的攻击带来了颠覆性的认知。

2019年3月18日，FDA基于Ⅲ期临床研究IMpower133批准了PD-L1抑制剂阿特珠单抗（Atezolizumab，Tecentriq)联合化疗(卡铂和依托泊苷)，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的一线治疗。

据了解，FUBP1在成年人大脑中广泛表达，主要在神经元的细胞核中可以被观察到。

HR是指利用姐妹染色单体、同源染色体或同一染色体上未受损的同源序列作为模板，修复损伤链的过程。

2019年3月16日～21日，在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要领导步宏教授和卞修武教授等精心组织和带领下，国内百余位病理专家赴美参加了108届北美病理学年会。

美国Sanford Burnham Prebys医学研究所等全球多家研究中心的40多位医学专家联合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首次描述肠道微生物影响免疫治疗背后存在的具体分子机制。

近日发表在 JAMA oncology 杂志上的一项调查研究，非常有趣，研究者想确定疾病标签是否在低风险恶性肿瘤的患者决策中发挥作用，并确定疾病标签效应的大小与治疗和预后的偏好相比到底如何。

来自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和UPMC希尔曼癌症中心的新研究发现，肿瘤细胞竟然可以利用机体内的免疫调节剂促进其自身发生“免疫逃逸”。

2019年3月30日，第五届中美病理高峰论坛暨浙江省病理专科联盟成立大会在杭州召开。大会由迪安诊断、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浙江省肿瘤医院共同举办。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死亡率第二大癌种，目前预后很差，只有少数患者可进行治愈性切除。

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的好消息不断，PD-1/PD-L1疗法和CAR-T疗法的出现为癌症的治疗模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俨然成为当前肿瘤治疗领域的热点。

既往报道的研究显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发生脑转移的风险高达55%，尽管预防性脑照射（PCI）可以降低局部晚期NSCLC的脑转移，但其是否可以带来患者生存的延长，目前尚未明确。

淋巴瘤中的霍奇金淋巴瘤(HL)，早在 1832年首次被发现和描述，其病理细胞学特征是存在R-S细胞。

使用免疫细胞化学作为细针抽吸（FNA）标本检查的重要辅助技术，在诊断性细胞病理学的日常实践中已经根深蒂固。

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是否应进行基因检测？是否应采用辅助靶向治疗？复发转移后应采取哪些治疗模式？

原发性肺淋巴瘤是（PPL）一种非常少见的肺部肿瘤（约占肺部恶性肿瘤的 0.5%-1%），定义为肺实质或者支气管的淋巴组织异常增生，在发病时或者确诊后 3 个月内没有肺外病变的证据。

在全世界乳腺癌同道统一思想、谋求共识的国际盛会上，邵志敏、江泽飞、徐兵河教授作为圣加伦专家委员成员，带领中国乳腺癌同道共同参与国际讨论和交流，传递中国声音。

2018年年底有幸在CCCF的支持下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 UF)病理系进修学习。

细胞毒性T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和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是当前研究的比较透彻的免疫检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