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老入座后，丁彦青教授就此次来访的目的对徐老做了简要的说明：“徐老师，我们四个病理学会共同组织了一个活动，中国病理人的足迹，你们为我们病理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法医病理上，我们要把你们的事儿宣传给大家，尤其是年轻人，让他们沿着你们创业的路走下去，传承老一辈敬业的精神，走得更好。这次来主要是向您学习，祝您身体健康，还希望您能给年轻的病理工作者提出一些希望。同时，您有什么经验要传授给我们的，我们都记下来。”

　　徐老听后说道：“谢谢，我感觉自己就是在做本职工作，学会及学校等对我的荣誉，我感到有些惭愧，没有做太多的事情。”虽然已经退休很多年，但徐老现在仍坚持适当工作，在他看来，做一些工作也是一种休息。随后，丁华野教授为徐老献花并颁发病理人足迹纪念奖牌。

　　徐英含，1926年6月出生于浙江萧山，1952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六年制本科。1951年9月-1952年3月参加卫生部第一届高级师资班（南京丁家桥前中央大学医学院法医系）学习，1953年3月-1953年6月参加卫生部第一届高级师资班俄语速成班（天津医学院）学习。1953年6月回母校（当时为浙江医学院，后改名浙江医科大学），历任病理教研室助教（1953年6月-1956年5月），讲师（1956年6月-1978年8月），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78年8月-1983年8月），教授、主任（1983年8月-1998年），1998年退休。接着被宁波大学医学院聘任为病理教研室教授。2000年后回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教研室参加尸检工作。2004年3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成立，被聘为中心顾问，具体参加法医病理工作至今。

　　1985年3月-1994年11月连续担任浙江医学会病理分会两届主任委员，同时担任浙江医学会理事和《浙江医学》编委。

　　1990年10月-2000后11月连续担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五届和六届委员。1985年起担任《临床及实验病理学杂志》常务编委。

　　1994年12月受聘为浙江省重点学科评估委员会和浙江省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顾问。曾任浙江省卫生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病理学科组组长、浙江省肿瘤防治研究所顾问。

　　在法医学方面曾兼任国家教委法医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司法部法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特级研究员、中国法医学会理事、《中国法医学杂志》编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法医顾问等。

　　徐老累计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40余篇。其中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1954年）的论文“对小白鼠、家兔二硝基氯苯中毒的初步观察”为我省实验病理学的最早着作。他是《我国首例艾滋病抗体阳性死亡病例的病理报告》（1988年）一文的第一作者。出版主编专著15年，参编专著15年。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二项、四等奖一项，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优秀教材奖各一项。1982年和1987年两次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1988年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说到感恩和传承，徐老也希望不同时代的病理人能够去相互扶持，相互学习，共同为病理做出贡献。

　　在谈及对年轻一代病理工作者有什么期望和嘱托时，他讲到：“现在的病理工作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多了，但是做病理的核心精神和态度还是要有，关键是要做好本职工作，只有每个人把本职工作做好了，病理才能蒸蒸日上，我现在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也做一些力所能及工作。”

　　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徐老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感慨，与他同甘共苦七十载的老伴儿，是他一生的幸福。下面是徐老的回忆稿，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内心，听听他的自述，他的故事。

　　在我17岁时，我正在外地中学求学，接到父亲来信，祖母相中一位女孩可以做我的好伴侣，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这位女孩是离我家十余户的邻居，也是我小学比我低一年的同学，在班上是有名的才女，每次期终考试都居第一。我接信后当然很高兴，回信给父亲，只要女方愿意，我同意。就这样，两年后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感情甚笃，那时正值抗战时期，交通不便，我们只有在寒暑假能相聚在一起，平时依靠书信往来，我每星期都要去学校收发室等她的来信，她也不负我望，每周总给我写信。

　　1954年暑假，我因为一个工业中毒的动物实验正在进行，不能回家，我爱人到学校来看望我，她在我们学校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送她回家。上午11时离开学校，先坐轮船三小时，再步行30里，才能到我老家。舍舟登陆已是下午二时，我们匆匆上路。那时没有汽车，只有依靠双腿走路。我爱人又怀孕在身，挺着个大肚子，无法走快。当我们走近姜家桥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大约这天是农历下弦，要到后半夜才有月光。我们事先没有考虑到，尤其几天来暴雨，河水猛涨，末到桥畔，已听见河水哗啦、哗啦地响，非常可怕，我爱人却坚决地说：“现在到这里，我们就是爬也要爬过去！”桥是由几根木头串成的，约1米宽，50米长，像扶手，即使大白天过桥，也必须十分小心，何况在晚上，周围漆黑一片，只能像瞎子一样摸过去，稍有不慎，如果往侧面踏空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走到桥的中段，竟下起蒙蒙细雨，桥上的木头本来已经难走现在被雨淋湿，更是滑得寸步难行。最惊险的还是快近河对岸时，我的一只脚忽然踏了一个空，我爱人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把我拉住。原来木桥在此处，年深月久，木头一段已经腐烂，经不住我一脚踏下去，木头就掉下去了。最后，我们总算通过了这个鬼门关。

　　我有几位老同学、老同事说：“老徐在教学、科研工作之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时间来参加社会活动，写那么多书？其实一半应归功于他的夫人，他毫无内顾之忧。”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我曾经在学校兼任工会主席，在浙江省民主党派兼任副主委，还担任过浙江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发表过论文140余篇，出版专着30余部，两次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教师，一次被评为浙江省劳模。凭我个人力量，哪能做好这些工作，确有一半来自我夫人的帮助。首先在家庭经济上我无后顾之忧。我有四个子女，老家还有老人和弟妹需要我帮助，经济负担颇重。我夫人为此节衣缩食，她在房管站和街道企业工作，我们的生活才能勉强维持，她对我把半数以上工资寄往老家毫无怨言。对子女的教育，我也无暇顾及，也是赖她全力关注。至今，我们的四个子女都已五六十岁，他们孝顺我们，他们亲密无间，都出自她的教育有方。

　　晚年是否幸福，身体健康是第一，否则生活质量不高，谈不上幸福，而身体能否健康，家庭和谐、心态良好又是十分关键的因素。我和老伴同甘共苦70载，四个子女亲密无间，对我们恪尽孝心。他们希望我们请个钟点工，帮我们搞搞卫生。我们则认为这些家务劳动也是一种体力锻炼，在夏天，劳动后淋个浴也是一种享受。几十年来，我没有去过理发店，每搁一两个月都由我老伴给我理发。我自己的衣袜破了，我自己缝补，锻炼和保持我手部细嫩的活动能力。适度的工作能消除退休后的无聊。退休后的无聊会使人产生消极、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而后者又会引起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内分泌系统紊乱和免疫功能下降。为了消除无聊，我要找事干。退休后，单位因工作需要继续让我担任顾问，也参加些具体工作，但不需按时上班，没有压力。单位有事，我就马上骑自行车过去。单位领导再三要我打的过去，我却觉得骑自行车自由，不愿打的。

　　有机会也可外出旅游，调剂晚年生活，但要注意安全。这几年我和老伴先后去过青岛、秦皇岛、山海关、东陵、黄山、九华山、齐云山等地。老年人旅游，必须注意安全。我们去以上地方，有的是参加编写会议，有的是邀请我去为全国性专业培训班讲课，一切安排都不需要我们自己费神。在浙江省内的旅游景点，我们几乎跑遍了，都是校工会、政协之友等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