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5日,《中国病理人的足迹》全国寻访团一行来到广州站,探望三位德高望重的病理学专家——中山大学宗永生教授、陈镆鎁、凌启波教授,广州军区总医院赖日权教授和南方医科大学朱梅刚教授,他们都亲历了新中国病理事业的发展,见证了新中国病理事业的壮大,他们也都从事病理工作半个多世纪,把一生奉献给了病理事业,为病理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们的身上仍保留着中国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执着、奉献的精神信仰,弥足珍贵,他们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是中国病理人的骄傲。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感受他们对病理事业的奉献精神及绚丽人生。
此站寻访团的专家有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会长丁彦青教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丁华野教授、广东省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会长余力教授、广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韩安家教授,广东省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广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钟雪云教授。
著名病理学家宗永生、陈镆鎁教授——夫妻共创病理辉煌
两个人同撑起一方病理的风景,一起忆生命里能让彼此微笑的点滴。
有这样两位老者,为病理兢兢业业,为病理奉献了一辈子,他们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白头相守、比翼双飞、琴瑟之好、相濡以沫,他们是夫妻病理学家,携手同进,病理为伴,他们一路走来,共同见证着中国病理事业的发展,践行着他们的誓言,夫妻双双为我国病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中山大学病理教研室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寻访团一行人首先来到宗永生教授和陈镆鎁教授的家中。刚出电梯便看到两位老人在电梯口等候,虽然他们已是八十多岁,但精神状态很好,温雅和善,待人有道,也流露着满满的幸福,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两位携手一生的老前辈,看他们在病理事业中所走出的不平凡人生。
宗永生教授,1927年农历9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西街,曾在宜兴当时的凌霞小学和县立二中以及苏州的苏州高级中学就读。1946年毕业于省立苏高中后,1952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现改称南京医科大学)六年制医学本科。1953年结业于由卫生部委托、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梁伯强教授主持的第一届病理学师资班。1963结业于由卫生部委托、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胡正祥教授主持的骨干师资提高班。从1953年起一直在梁伯强教授直接指导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特别是鼻咽癌的研究工作。人体病理学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1997年是中山医科大学第一次申请到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的负责人,并取得了好成果。1999年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师奬状。文革前,协助梁伯强教授组织全国性病理学术会议和鼻咽癌研究工作和全国性的协作工作。曾经任中山医学院病理解剖学教研室主任、中山医学院基础部(现改称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副主任、中山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广东省计划生育研究所所长、广东省汕头大学医学院院长。1965年被授予“广东省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1977年,曾以广东省直属机关党代表身分参加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曾以中山大学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身份参加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曾以中山大学医学院讲师身分参加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有全国33位学者参与的、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举行的、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15年被授予中国病理事业突出贡献专家。曾任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常委,中华病理学会广东分会主任委员,中华病理学杂志编委、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编委和癌症杂志编委。除面对本科病理学教学工作外、主要协助教研室主办了许多屈的病理学师资班工作、培养病理学老师100名左右,对我国病理学教育的提高作了贡献。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数十名以及从事肿瘤病理学,特别是鼻咽癌病理学的研究工作。曾被广东省卫生厅聘为自然科学基金以及讲师、教授评审委员。曾被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聘为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教授评审委员。曾被聘为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肿瘤防治临时顾问。多年来与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进行鼻咽癌的防治研究工作。曾被香港大学正式聘为医学院兼任教授,两次前去授课,每次两星期。至今已主编医学本科病理学教材一本和耳鼻咽喉科病理专着一部。曾参与全国性六部病理学专着中部分内容的编写以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200篇左右。有些研究工作的成就已为国内外同行认可,并广泛地被使用。宗永生在1998年下半年办理退修后至今2016年5月共18年间,从未脱离病理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和鼻咽癌的研究工作。
陈镆鎁教授,1929年生,福建福州人,病理学家,教授。1953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结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第二届病理学高级师资班。1953-1973年在中山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任教。1974年调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首任病理科主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待大家入座后,丁彦青教授向宗老和陈老介绍了此次活动的目的:“这次是全国的病理活动,看望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病理专家,你们对我们国家的病理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专业训练都做出很大的贡献,而且宗老师当年领导的鼻咽癌攻关小组,在全国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是77级师资班,当时宗老师当主任,给我们都上过课,而且所有的资源对我们都大开放,我们这些晚辈都是在你们的关心下成长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老师、母校,这次活动的主旨就是感恩、传承、创新、发展,是全国的四大学会共同倡导的活动” 。随后又补充道:“宗老师参加学术活动都是一坐一天,一动不动地学习,这种精神很可贵,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宗老笑谈:“我只是带耳朵听就好了。”
谈到陈老,曾经作为学生的丁彦青教授也颇有感触:“陈老师对我们很好,人和蔼可亲,我们年轻实习的时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还记得那时候,没事儿就去陈老师那里拿切片来看,经常把办公室的切片弄得很乱,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们,是我们的老师,更像是一位母亲,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关心与发展都倾注了很多的心血,现在回想起来,很感恩,也很感动,有了你们的培养才有了今天我们的发展。”
“陈老师开创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病理科,为医院的发展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事情,无私无畏,艰苦朴素的开创精神仍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延续,去传承,不能丢。”丁彦青教授随后补充到。
陈老也很高兴地说到:“你们当时都很好学、懂事儿,很认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接下来,丁彦青教授和丁华野教授分别为他们颁发了病理人足迹纪念奖牌并献花,一同合影。
宗老始终面带谦逊的微笑,不时摇摇头,在被问及对现在病理学事业发展有何想法时,宗老思虑了片刻,讲道:“我是51年到广州的,当时刚刚毕业就被分配到这里,当时由梁伯强教授主办的第一届师资班,大概是一年半左右时间,完了之后到天津学俄文,最后我是分配回了广州,之后陆续有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培养了很多人才,所以说,第一:我们这边也要不断去培养人才,才能不断地前进,培养人才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病理的各个学会都能够很好地培养人才;第二:就是要认真地对待我们的病理学,要与日俱进,病理科室要统一管理,建立完整的病理学科,分子病理还是要集中在一起,不要搞分离,我个人感觉还是要集中在一起,不过可以搞亚专科,也可以分重点,整个科室还是要统一,有助于推动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第三:全国几个大的病理学会要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各有各的长处,共同去推动病理学科的发展。”
最后宗老和陈老对寻访团的到来表示感谢,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在此也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著名病理技术专家凌启波教授——撑起病理科的半边天
接下来,寻访团专家前往宋凌启波教授家中,一进门便受到凌老热情接待,虽然讲的是广东话,但还是能听得出他的内心喜悦,和蔼可亲,虽已是九十一岁高龄,但精神尚好,对寻访团的到来表示欢迎,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长者,了解并记录他平凡而又执着的人生,和对我国病理技术事业的无私奉献。
凌启波,男,1925年7月生于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技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凌老从事病理技术工作55年,工作勤恳踏实,兢兢业业,刻苦而不知疲倦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无私地传授自己的经验,培养和提携后学者,他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为人师表的风范,五十多年如一日,为病理技术工作默默地耕耘,无私地奉献,赢得了学界的爱戴,是我国病理技术界老一辈的病理技术专家。在平凡的工作中,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多次被评为学院、学校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为我国病理技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曾任《中华病理学杂志》第三届编委,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技术学组第一、二、三届领导小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广东省病理学分会第四、五届常委,广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技术学组第一、二、三、四届组长,广东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技术学组顾问。
1985年6月获省人事局发给立功证书,并晋升一级工资,1986年7月评为高校实验室工作先进个人,1986年12月评为广东省卫生系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1986年获广东省高校教学成果优秀奖,2004年获中山医学院第三届“柯麟医学奖”,2009年获中山大学“卓越服务奖”,2015年获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授予“中国病理事业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1943年起在中山大学医学院病理研究所任技术员。在我国著名的病理学教授梁伯强院士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接受梁教授严谨治学和艰苦创业精神的熏陶。
1950年开始先后接受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高等医学院校、科研和医疗单位以及部队单位的技术人员进修。至今,他培养了数百位的学生并遍布全国医学院校、科研和医疗单位。1972年他还负责培养了一位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病理进修技术员。
1952-1954年在梁伯强教授主办的第一、二届高级病理师资班负责病理技术讲课和实习操作指导。
1952年创建中山医学院第一个医学摄影室。利用抗战前古旧的风琴箱式摄影机,在简陋的条件下,经过多次试验和摸索,成功拍摄出大体标本和显微镜下图像,以高超的技艺为本科室的教学、科研和外检工作以及校内外的研究生实验结果和毕业论文拍摄了大量优秀的病理大体和显微照片,满足了教医研等工作的需要(梁伯强院士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其中的大体标本和显微镜标本照片就是利用这古旧的风琴箱式摄影机摄制的)。
1954年设计创制组织脱水盒,保证了活体标本在脱水包埋过程中的安全,避免差错,并推广全国,为全国大多数单位采用,使病理制片技术走向规范化。
1958年创建了中山医学院第一个特殊染色组织化学实验室,为病理学科研和教学工作提供新的技术和方法。该实验室能完成特殊染色和酶组化等达100多项,满足了教学、科研和医疗业务工作的需要。所制作的特殊染色和组化染色彩色幻灯片,在第三届全国病理学术会议和第一届全国病理技术交流会议上展示,受到国内同行专家高度评价,该技术在1986年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优秀奖。
1962年-1998年担任各届研究生课题研究的技术指导。
1980-1985年先后举办了四期近百人参加的全国病理特殊染色和组化技术学习班,每期学习的时间为两个月,学员来自包括澳门特区和全国二十四个省市的高等医学院校、科研和医疗单位。他言传身教,把数十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学员,大部分学员先后成为了各单位的技术骨干。
1983年,在全国较早成立的广东省医学会病理技术学组,组织和带领全省病理技术员开展学术活动,每年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和专题讲座,每季度一次的病理技术交流和不定期的举办学习班,这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一直坚持到现在并有所发展,活跃了学术气氛,促进了广东省病理技术的发展,使学组成为全国最好的技术学组之一。曾多次应邀到省内外讲学和学术交流,多次参加省内外光学仪器和病理设备产品的论证。
1984年首次在广州市开展病理制片质量控制活动,连续三年每年对广州市近30个病理科室全年的医检标本抽取淋巴结、乳腺、子宫肌瘤、甲状腺和鼻咽或子宫内膜的HE切片5例进行检查,制定评分标准,统一打分评比出前3名优胜者进行奖励,有力提高了广州市各医疗单位病理制片的质量,为病理技术质量控制打下了基础,并为全国各省市病理技术界所称颂和推广。
1985年应澳门镜湖医院邀请,到该院病理科进行技术指导和经验交流。
1989年主编《实用病理特殊染色和组化技术》专着,被国内病理学专家誉为“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非常实用的工具书”。书出版后,很快售完,一再重印,深受读者欢迎。他为了奖励后学者,利用书稿费设立“凌启波奖励基金”,奖励本科室在科研工作上取得成绩的技术人员。1998年正式退休,虽已退休多年,但仍经常回科室指导和关心病理技术工作,参加省医学会病理技术会议。2011年作为主编之一主编了《临床病理学技术》 (人民卫生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临床病理技术的专着。
在大家都就座后,丁彦青教授对凌老讲道:“凌老师,看到您身体这么好,我们都感到很高兴,我们这次来是专程看望您,您是我们病理界资格老的病理技术专家,所以我们几个病理学会一直希望来看看您老人家,您为我们国家的病理技术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还记得您那本《组织化学》,是国内早且全的一本组织化学的技术书,现在再出版的书都是由您那儿衍生出来的,您为全国的病理界培养了很多技术人才,大家都很敬仰您。今天我们几个学会代表他们来看望您,丁华野教授也是专程从北京过来看望您。”凌老听后表示感谢,讲道:“现在的病理技术发展得很快,和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所差别了,是要比那个时候要更自动化了吧,我也没做什么大的事情,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在谈及当年自己工作,凌老拿出了自己保存的五六十年代的技术手稿及自己摘录的外文资料,书纸虽已是泛黄、褶皱,但每一页都工工整整,字迹清晰明了,记录了很多重要的细节,每一个地方都能体现出凌老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和扎实作风,凌老还风趣地说:“前几年,差点就把这些东西烧掉了,但是还是想留下来,时不时也会翻出来看看” 。另外,又补充道:“当时卫生部出了一本书,当中有很多的差错,我就给北京协和的郑杰教授写信说明这些问题。”在他看来,病例技术重要的是严谨和认真,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含糊,这也是对年轻人的期望。
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最后凌老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在此也祝愿他健康长寿。
著名病理学家赖日权教授
接下来,寻访团一行人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赖日权教授家中,刚看到赖老的时候,便能在他身上感到一种军人的气息,虽是一口浓重的方言,但刚劲有声,幽默风趣,给人以很强的亲和感,像是看到了一个隐居深山的老顽童。在赖老求学病理的道路上,我想他也是一个执着、果敢的老顽童,用自己的一生去谱写着一个病理学家的所为,无论是在哪个领域,他都敢于直言,不为己私,讲更多的关爱送给他热爱的病理事业,送给那些还在努力拼搏的年轻一代的病理人。
在大家刚入座的时候,他还时不时地说:“你们这个搞得挺好,有想法,你们学会现在做了很多工作,不过你们也要关心自己的身体。”
紧接着丁华野教授为赖老颁发病理人足迹的纪念牌,并对他说:“这是对您工作的一个褒奖,您是军队病理届的杰出代表、老专家,兢兢业业几十年,对广东乃至全国的病理都有很大的贡献” 。赖老还幽默风趣地回答:“哎呦,还是你们点子多啊”,丁彦青教授紧接着讲到:“关键赖老支持年轻人,对年轻人的发展很关心,不管是学科还是学会建设,都经常打电话给出建议” 。
赖日权,男,广东兴宁人。中山医学院毕业,主任医师、技术二级,文职一级。从事临床病理诊断工作50余年,有较丰富的临床病理诊断经验和造诣。是军内外享有知名度的病理学专家。先后任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军病理学常务委员、广州军区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州军区高级技术职称评委、广州军区后勤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驻穗部队病理诊断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广东省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资深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成员、《诊断病理学》杂志副主编、《诊断病理学》杂志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病理学工作者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亚太地区病理学成员,中华病理学杂志特邀审稿专家和多家杂志的编委及常务编委、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病理学组顾问等职。发表论文170余篇。先后主编和参与主编《软组织肿瘤病理学1998》,《疑难病理诊断精选》,《中国肿瘤病理学分类——软组织肿瘤病理学类型》,《中华临床病理学丛书——软组织病理学》,《宫颈/阴道组织与细胞病理学诊断》,《软组织肿瘤病理学诊断图谱》,《软组织肿瘤病理学2015》,《儿童肿瘤病理学诊断图谱2016》等专着。参与编写《疑难外科病理学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华医学会千名专家从医经验纪实“医家金鉴”病理学卷》、《临床诊断指南—病理学分册》等专着的相关章节。获全军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4项。全军及广东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4项。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5次荣获三等功。2004年获中山医学院杰出校友奖。2005年获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刊50周年金笔奖,201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病理学专业委员会授予“军队病理学事业终身成就奖”。 2015年获医院徳艺双馨奖和获中华病理学会授予“中国病理事业突出贡献专家”奖,现任广州军区总医院及省妇幼技术顾问。
在谈及对现在年轻病理工作者有何寄托时,赖老颇有感触地谈了自己的体会:“做人要本分,做病理也要本分,要实实在在,不可以形而上学,我自己在总院工作的时候,感觉就是一辈子科室到家里、家里到科室,不会打麻将、不会跳舞、不会唱歌,我们上中山医的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很珍惜工作的机会,非常感谢母校、老师和同学,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我现在的这些成绩,所以我很感恩,感恩老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同辈的人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第一:要搞好一个科室,只靠一个主任不行,要搞坏一个科室,靠一个主任够了,不调动科室的整体的凝聚力,那时不行的,要善于去团结周围的同事,劲儿往一处使才行,相反那是不行的。所以我这辈人,我们的关系相处都很好;第二:要传承,要提携后辈,这个知识你是带不走的,要把好的想法传给下一辈,使得整个病理有延续,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就把我的资料都整理一下,看看准备也出两本书,把我的东西都交给下一辈人” 。
聆听着这些老前辈的事儿,心中始终涌动着一股暖流,他们的精神是如此宝贵,他们的信仰也是如此纯真,几十年如一日,保留着一个科学家应有的风范和责任,在他们身上也能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催人奋进。
之后赖老请到访的一行人到他的书房,给大家介绍了自己准备做的事儿,还时不时拿起其中的几张老照片,回忆并向大家讲述当时的情景,里面有太多的故事,积聚了太多的情感。
最后赖老对寻访团的到来表示感谢,并与大家合影留念,我们在此也祝愿赖老健康长寿。
著名病理学家朱梅刚教授
随后,寻访团一行人前往南方医科大学,将探望著名病理学家朱梅刚教授,朱老今年虽已是八十五岁高龄,但思维清晰,身体硬朗,仍然坚持一周两天看片子,做诊断,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适当的工作,防止脑子退化。朱老也是军人出身,做事果敢干练,说一不二,在淋巴瘤诊断方面卓有建树,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从江南走到出来,怀着一颗不羁的心,抒写着一个病理学家的传奇经历,表达了他对病理事业大爱不灭的初心。
待朱老入座之后,丁华野教授对这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做了简要的介绍:“朱教授,这次是国内的四个大的病理学会联合起来,走访国内的老一辈的病理学家,记录下你们的影音,感谢您为中国病理事业辛勤耕耘,感谢您做出的杰出贡献,希望我们刚加入病理的青年学者,能看到他们的前辈为之奋斗的一生,能够感恩,要把这些精神传承下去。”朱老听后,很感慨地说道:“你们这个举动,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安慰,我们也感到很高兴,谢谢你们。”“这是应该的,不是安慰,是我们应该做的”丁彦青教授也说道,随即将病理人足迹纪念牌颁发给朱老,并解释说:“这个是专门为您做的,这是对您一生工作的肯定 。”朱老看后连连讲到:“这个太贵重了,这份荣誉的分量很重。我们这些文人,一辈子都在耕耘,你们的这个举动是对我们的鼓励,心里感到很踏实,感到是对我们六十周年劳动的肯定,这个就足够了。而且现在在能力和身体允许的条件下,还要不断地为病理做出点儿事儿。”
“我退休的时候是2002年,退休后在南方医院待了三年,我的想法就是要把我的知识传给大家,在南方医院的时候,我就给年轻人讲课,要有接班人,为病人服务,一直到自己不行了,干不动了。”朱老给大家讲到:“后来受到金域的邀请,到那里去,去那里啊,圆了我两个梦,第一:服务基层,因为我的知识来源于人民,这个不是讲漂亮话,当时那种环境,是国家培养了你,所以要还于人民;第二:要有所作为,现在在淋巴瘤这块还是做了点事,八几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淋巴瘤是个难点,都望而生畏。当时我们的历史,很屈辱,受外国人欺负,再一个我发现我们病理界崇洋思想很厉害,好像外国人做什么都是好的,我就说我们中国人,不能贫穷落后,谁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在我脑子里有很深的烙印,所以我们病理也要强,不能落后。淋巴瘤是难题,但我们中国人一样可以做好,所以我主攻淋巴瘤,记得调到上海,和涂莲英组成了一个小组做这个事,后来回重庆和到第一军医大学,我一直坚持这个事情。外国人能干到的,我们也能干到,虽然我们的条件困难一些。”朱老话语间还边回忆边给大家讲:“我们那个年代是很艰苦,我当时读到初中,那时候大学,想都不敢想。还有一个出路就是读师范,那时候国民党的师范很优惠的,免学费,包吃,就是交点杂费,我是读到二年级,刚刚解放了,是四九年,当时革命浪潮,第二野战军医科大招生,我一个堂兄他想去考,然后动员我也去,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去了,在南京考上了,五零年中旬到重庆,进军大西南。五八年毕业,我的成绩中上,然后留校,当了一年外科,后来说病理科需要人,领导说我比较适合,那就到病理科。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怎么样,我们对病理还是热爱的,没有什么二话可说。”
看到朱老仍在坚持做和病理相关的工作,心中是满满的敬意,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朱老也分享了他的健康秘诀:“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合理营养,适度运动,心态平和。”他也嘱咐所有人要养成好的习惯,把工作做好。
最后在谈及对青年人的期望时,朱老讲到:“在我来看,天赋是基础,勤奋似事业成功的永恒保证,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就要勤奋,热爱病理,重要的是勤奋!”
朱老对寻访团的到来表示感谢,并与大家合影留念,我们在此也祝愿朱老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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