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璋：男，198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1983年开始从事病理诊断工作，主要兴趣在于外科病理诊断，尤其擅长淋巴造血组织肿瘤病理、免疫组化、甲状腺和涎腺肿瘤病理。
　　在外科病理方面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在国际病理界享有很高的名誉，是首位荣获由国际华人病理学家学会颁发的杰出华人病理学家奖。陈国璋教授积极参加诊断病理教学和国内外讲学工作，为外科病理事业，特别是淋巴瘤病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是美国AFIP肿瘤系列丛书中淋巴结及脾脏肿瘤分册的作者。参与WHO肿瘤分类中淋巴造血系统、胸腺、软组织、皮肤、头颈部及内分泌器官肿瘤病理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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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获得国际华人病理学会首次颁发的华人杰出病理学家奖对我是极大的荣幸和骄傲。我十分庆幸自己在开始职业生涯时，在正确的时间被分配到一个正确的地点，使得我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为病理学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
　　1982年我结束自己的实习时，我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专业。我觉得自己或许应当从事内科或肿瘤科，而病理学则从来没有考虑过。但是，在那时的香港，由于医疗工作的需要，我们常常被分配从事“不流行的专业”，要转到自己喜爱的专业往往要从事“不流行的专业”一年到二年以后才可能。所以，我被分配到伊丽莎白医院病理科。当时这个医院是一个非教学医院，工作量很大而工作人员很少。当时由于缺乏足够的上级医师且工作量很大，我在半年后便开始单独签发大部分病理报告。这对于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和迅速提高专业水平是一个极好的环境。现今，由于体制、监督、审计和避免潜在的诉讼等原因，这种环境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当时我对于从事病理学专业十分满意：我观察病例，阅读有关书籍，然后得出诊断！所以我决定继续留在病理。至今我已经在伊丽莎白医院工作超过24年，现在的病理科在硬件和人员方面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还处于前免疫组织化学时代，所有的诊断都建立在纯形态学基础上。对于不能确定的病例，常常是以年资高的医师或“声音大”的医师的意见为准。但我一直在思考应当有某种方式使得诊断有可重复性和更加客观。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必须请教大师。在当时，关于诊断病理学的书籍很少，也没有有关亚专业病理学诊断的专著。总之，我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有关诊断病理学的书籍，试图吸取作者们的每一点智慧。在我从事病理诊断的最初几年中，我大概阅读了超过200本病理学书籍。其中有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一本是Azzopardi的关于乳腺病理学的，另一本是Kempson和Hendrickson的关于泌尿病理学的。这两本书分析和讨论了诊断的基本标准，并且强调指出诊断中的陷阱，当其出现在显微镜下时如何应对。这种写书的风格在当时非常少见，极大地影响了我的诊断思路。
　　向大师们学习的另外一条途径是尽可能参加国际性的讲座或会议。去观看和聆听大师们如何表达其观点和做出诊断。我也尽一切可能在提问时间或者在茶歇时间提出问题。我想发言者当时一定会认为我很讨厌。但是参加会议和讲座对于我非常有益，因为许多问题的“微妙”之处只有在讨论中，而不是在教科书中，才能理解。
　　为了跟上知识的更新，我实际上阅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病理学杂志，以及几种综合性的医学杂志。近几年由于时间有限和杂志太多，我已看不了那样多了。令人极其满意的是在当一种新的亚型或实体在杂志上被描述仅仅几个月后，在别人尚未听说过的时候，我就做出诊断。
　　理论知识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你不能诊断一种你不知道的疾病。但是实践经验更为重要。当我遇到困难的病例时，我总是试图在以往的读片会病例和科内的档案中寻找类似的病例，比较两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分析做出诊断需要的最低标准和可能的形态学谱系。在教科书中，通常只对病变给予全面的描述，但很少告知哪些病变特点是必须的，哪些特点是次要的或者是不需要的。人的视觉是有“信仰”的。即使你读了关于某一疾病的书，但没有看过一例实际的病例，你不能理解和把握诊断的本质。不幸的是，现今的病理学住院医师不再专注于形态学的详尽变化，而是很快地借助于免疫组织化学或分子研究来帮助诊断。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导师，Juan Rosai和Ronald Dorfman，他们在1989到1990年在我得到一年奖学金时给了我在他们各自的病理系学习半年的机会。此外，他们也给了我职业生涯发展的机会。
　　我希望关于我过去学习的叙述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宝贵时间。谢谢大家，谢谢IACP授予我这一奖励。
　　致以良好的祝愿！

　　（摘自中华病理学杂志2007年第36卷第2期）